然而人的生命是与死亡相随、相伴、相对和相关的。
一个时期以来，习总书记就中华文化的价值和意义作了多次重要讲话，意义重大《礼记·中庸》:义者，宜也。
（《论语·里仁》）孟子曰：羞恶之心，义之端也。大车无輗，小车无軏，其何以行之哉？（《论语·为政》），孔子对信进行了非常形象的比喻，指出了信对人立世的重要性。儒商文化的义以生利，体现在利益的获取要建立在道义的基础之上，企业坚守了道义就能获得生生之利。明清理学的发展，使意识形态领域日趋活跃，商品经济不断繁荣，大量士人秉持儒家思想进入商界，从事经商事贾，儒商逐渐成为社会的重要阶层和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。（《孟子·离娄下》）一个不懂得如何爱人的人也就不可能真正地爱自己。
孔子说：富与贵，是人之所欲也，不以其道得之，不处也。（《论语·里仁》），企业追求利润是其本性使然，但不能在利益面前无所不为、唯利是图，要考虑利益的获取是否符合道义，是否做到了以人为本，有没有担负起经世济民的社会责任。【19】晚清至民初的学者热衷于鼓吹以往被统治阶级压制的非正统学说，大力发掘反传统因子，其背后的深层动机乃是扶植下层文化。
陈伯陶亦不甘人后，乃移忠作孝，由道统而及治统，通过治经抒发自己对前清之遐思。40 章念驰主编：《章太炎演讲集》，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，第372页。文章指出，陈母遭遇贼匪作乱而能处变不惊。【34】五四时期思想的一个最主要方面是批判儒家的伦理道德。
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，也改变了传统的家国同构观念，家退化入私人领域，消解了清代孝治天下的政治意识形态的正当性。接着从陈伯陶如何看待《孝经》的宗旨与地位，进一步阐发其非墨言论的思想内涵，希望由此探讨民初变局之下清朝遗民对新政治文化的接受与调适，以及经学在民国时期的发展状况。
曷谓有私?曰：‘私于所爱也。陈伯陶认为，《孝经》并非限于仁孝事亲的伦理范畴，而是维系道统之关键，因而想借《孝经》昌明圣贤人伦，从而应对他所认为的人心日泯的局势。22 周策纵：《五四运动：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》，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，第414-436页。13 《贩书偶记》将陈伯陶误为东莞人。
呜呼!欲仁社会，先不仁家庭，其言若与墨学吻合，抑何悖也。斯言得之矣!【12】陈澧标举《孝经》作为六艺纲要的地位，陈伯陶受此影响。24罗正钧：《劬盦文稿》，《清代诗文集汇编》第780册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，第544页。墨学兼爱由于不存在等级秩序，而被附会为西方式的平等。
【30】墨学虽然也强调君臣、父子仁义之道，出发点却是功利，这缺乏正当性基础：夫父子有亲，君臣有义，儒者之道，非以利言之也。《孝经说》的内容折射的就是在这种背景之下传统学术诠释观点的剧变。
均是尊贤，而有其等焉，公卿、大夫之分为五服、五章也。1902年，清廷进行国史集中修撰，即由陈伯陶担任总辑，重点负责《儒林传》和《文苑传》，并形成了《文苑传》第五次稿。
吕妙芬曾在民国初年的孝经学著述中提及此书，参见吕妙芬：《孝治天下：孝经与近世中国的政治与文化》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11年版，第321页。25 何休解诂：《春秋公羊传注释》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，第3页。【6】中日甲午战后，李文田、戴鸿慈曾希望协同翰林院诸人奏请启复恭亲王奕诉，此事即由陈伯陶主持。为何杨墨学说中的仁义道德不能被陈伯陶接受呢?他解释说，墨学和儒学有所差别，墨学言仁义的基础是兼相爱，交相利。传统政治体制与伦理观念对他来说是一体两面之事，这在他为他的母亲所作《先妣叶太夫人墓志》中可见一斑。【40】这个思路延续了儒家的传统，强调人伦理应循序渐进，孝为人之天性，是善行的起点，而所谓修身齐家，应当是《大学》所谓从家至国，逐渐向外推衍。
于天下之盗贼，则尤有别矣。申言之，新文化运动代表着中国自清末以来，在一系列追求富强的改革挫败之后，对自身文化严厉批判的一个高峰，也是在新旧思潮不断对峙激荡中，步步增加对传统文化批判的激烈表现。
亡友桂星垣(按：桂文耀)尝与澧论此云：‘《论语》第二章言‘孝弟则不犯上作乱，即《孝经》所谓至德要道，以顺天下。【11】1926年，陈伯陶撰写《孝经说》，作为回应五四新思潮的载体，可能有两个思想来源。
另一方面，由于社会严重失序，传统思想也有所复兴，一时间激进与保守、启蒙与反启蒙思想拉锯。非先王之法，言不敢道。
他对《孝经》的看法与同时期的章太炎正相一致。五四时期兴起的西方个人主义、自由、平等、民主等概念，直接冲击了传统的孝悌观念。20 罗检秋：《诸子学与五四思潮》，香港《二十一世纪》1999年总第55期。33 吴道镕编：《广东文征》卷28，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73年版，第242页。
【8】辛亥革命后，陈伯陶避居九龙，谢绝应酬并专心著述，被同为遗民的刘声木称赞为完人。学界有关五四时期墨学论述的研究已多，【2】但是对于文化保守主义者如何回应与看待这股思潮则尚无专论，【3】目前所见新文化运动中的新旧论争亦多围绕孝而非《孝经》展开。
儒家讲亲亲而仁民，仁民而爱物，亦即由己身、家族扩展到乡党、国家、天下的人伦秩序。父母兄弟不能爱，何能爱一国之人民哉?由此可见孝弟为仁之本，语非虚作。
【7】在学术思想方面，陈伯陶先后从学于梁廷柟和乾嘉汉学代表人物陈澧。于此而致非议，无怪日讲《墨子》兼爱之义，一旦见敌，凡不肯拼命矣。
【21】在该文中，夏曾佑受到友人梁启超的影响，希望以墨子的利他观念，矫正时人对自我的过度沉迷，激发他们对时事与国家的关心，可谓用心良苦。墨子教为君父者以兼爱交利，与教为臣子及天下之盗贼等，故荀子谓墨翟之‘僈差等，曾不足以容辨异。44 周明之：《近代中国的文化危机：清遗老的精神世界》，山东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，第39-42页。(二)兼爱之辨将墨学兼爱与西方意义上的平等观念相比附，是晚清以降出现的墨学论述新面貌。
8 参见戚学民：《清廷国史章学诚传的编纂：章氏学说实际境遇之补正》，《社会科学研究》2016年第2期。41 参见吕妙芬：《西铭为孝经之正传?—论晚明仁孝关系的新意涵》，《中国文哲研究所集刊》2008年总第33期。
兄自爱不爱弟，故亏弟而自利。付洁：《学衡与近代墨学研究》，《兰州大学学报(社会科学版)》2015年第1期。
【44】面对政权交替、政改共和、君臣道息，陈伯陶的思考是：一旦孝的想法消失了，究竟如何使人保有其他人伦价值?这无疑也值得今人深思。由此可见，陈伯陶、章太炎反对破除家族主义的立足点，都着眼于民族国家之维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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曰‘平等，则兼爱之变相，人便其说，靡然从之，嘘己灰之烬，溃障流之防。
由儒家而法家的荀子提出：天地生君子，君子理天地。
从群体生活来说，可以培养个人约束自己以遵从群体的纪律。
今云近者，有同有异，取其共是无善无恶则同也，有浓有薄则异也，虽异而未相远，故曰近也。
这些定式和规范，不是天上掉下来的，也不是娘胎里带出来的，而是人们共处于社会中时逐渐形成起来的。